正念疗法都一样吗？

Mindfulness-Based Approaches: Are They All the Same ?

作者：阿尔贝托·基耶萨，彼得·马利诺夫斯基

Alberto Chiesa and Peter Malinowski

作者介绍：

阿尔贝托·基耶萨任职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精神学研究所。

彼得·马利诺夫斯基，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正念研究主管、冥想办主任。他主要研究正念冥想对大脑与意识造成的影响，以及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专注力练习。

摘要：

正念干预疗法在各类身心问题治疗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它包括历史悠久的佛教冥想（如：内观和禅修）、当代团体冥想（如：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以及深度心理干预（如辩证行为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等方法。本文将从哲学、技术、目标、结果、神经生物学及心理学机制等方面来综述这些干预疗法的共性和差异。总体来说，目前这些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疗法在对“正念”的定义和实践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差异。是将他们统一、还是任其单独发展，这会影响到日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正念；禅修；内观；神经影像；生理疾病；精神疾病

一、研究背景

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s，MMs）和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MBIs）包括与“正念（Mindfulness）”有关的、范围极广的冥想方法和心理干预疗法。无论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冥想，如内观和禅修；还是现代标准化集体冥想训练，例如正念减压疗法（MBSR）、正念认知疗法（MBCT）；以及一些心理干预疗法，包括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接纳与承诺疗法（ACT），都被看作是“以正念为基础的”疗法。然而不同研究者的意见却大相径庭。

近年来，从各种生理、心理疾病的治疗到帮助健康人群减压，人们对正念疗法的应用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从正念冥想的悠久历史来看，它应该能够帮助修练者解脱于不满和痛苦、获得持久的快乐与幸福；同时根据观察，传统的正念冥想可能对多种疾病有临床疗效；因此，人们已数次尝试将正念元素融入现代心理干预疗法中。

研究者们对于现存的“以正念为基础的”心理疗法的定义和内容，还没有达成一致。有人把正念减压疗法（MBSR）、正念认知疗法（MBCT）、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接纳与承诺疗法（ACT）统称为“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疗法”；另一部分人把内观、禅修冥想、以及MBSR、MBCT放在一起，统称为“正念冥想”；还有一部分人则统摄上述所有方法。本文中，我们把内观和禅修统称为正念冥想（MM），将MBSR、MBCT、DBT和ACT统称为“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疗法（MBI）”，以此将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这两类方法区分开。

佛教哲学和心理学致力于消除内在于人性、引发和维持有害情绪（如：嗔恨）的倾向和习惯，并强化“积极”情绪，如幸福感和慈悲心，所以正念冥想顺理成章能为练习者带来健康心态和正常的思维逻辑。在正念冥想的诸多现代版本中，正念减压疗法（MBSR）对于把正念引入现代心理学和医学领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发展起来的、建立在正念理论与定义基础上的干预方法，均得益于MBSR的早期影响。

尽管正念冥想（MM）和正念干预疗法（MBI）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估其临床功效，近期研究则开始关注这些干预方法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相关,，以及研究结论截然相反的原理原因。当然，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研究人员对正念的定义不同造成的。

此外，很多正念研究，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专门的正念冥想和正念干预疗法（MM/MBI）研究，都因缺乏科学严谨性而受到批评。

批评主要指向——目前缺少将MM/MBI和足够的对照组进行对比的高质量研究。此类研究中设置的对照组成员可以期望受益，但不能有大多数正念方法（如坐禅及相关方法）所含有的所谓“活性成分”。精通佛教冥想研究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现代MBI其实并不完全符合正念的传统理论。

而且，这方面实践活动的一些关键要素一直是持续争议的焦点，比如内观和禅修等传统佛教冥想是否应该归入现代MBI，有关“正念”的可操作性定义尚未达成一致等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正念”一词常被用作一种观念、精神状态，或者力求达到这种状态而设计的训练；这引起了一些关注，即现代研究中所谓的“评估正念”到底是在评估什么，以及修习现代MBI的修行者究竟练习的是什么等等。

本文旨在调查和比较正念冥想（MM）和正念干预疗法（MBI）的特征，探索这些干预疗法的主要异同。为此，本文将对“以正念为基础的”疗法范畴中常见的六个主要方法（内观冥想、禅修冥想、MBSR、MBCT、DBT和ACT）在六个方面进行对比，即：哲学背景、主要方法、目标、结果、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机制。在此之前，先简要论述正念的理论基础。

二、正念的理论基础

1、正念的概念

本文篇幅有限，无法详尽描述正念。此段也并非全面概括，而是简要叙述正念的几个主要定义。

正念一词源自巴利文sati。在佛教早期经典中出现过，如《阿毗达摩》——佛教心理学和哲学的经典学术汇编，和后来的《清净道论》——对《阿毗达摩》中有关冥想部分的总结。Sati及其梵文对应词smrti，都与sarati一词的意思相近，意为“记住”。但被译作“正念”一词后，这一原始含义通常都被人忽视了。

正念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或许让人惊讶，因为正念通常被理解为觉察当下，而非停留在过去（或未来）。但无著（译者注：此处的“无著”是现代一位研究者，并非古代的无著菩萨。）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阐述说，如果在巴利文语境中查看，明显发现只要“sati/正念”出现，记忆就会运转良好。

因此，sati常被描述为一种“存在意念（presence of mind）”的状态，这一状态令修行者能够看清自身内、外的真相（即：无常、无我、最终导致痛苦），也能够辨清对其对自己的预测与误解。

因为正念涉及对内、外世界的清晰觉知，包括随时存在的念头、感觉、情绪、行为及周围环境，所以正念常被定义为“赤裸裸的、纯粹的”关注、或“单纯的”、“明晰的”觉知，突出强调正念就应该揭示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应该先于或超越对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事件的概念性及情绪性分类。

尽管这些描述让人直观地了解到正念不同于普通的醒觉状态，后者通常带有偏见、防御或冥思苦想等特征；但对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些描述没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故难以应用。但现代心理学对正念的定义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借鉴了心理学术语，而且是为了在现代心理学及医学研究背景中使用而专门设定的。

正念的“现代”定义之一是由乔恩·卡巴金提出的，他描述正念为“有意地，以一种特殊方式观照当下，不加评判”。

毕晓普等人尝试着令卡巴金对正念的定义变得可以操作，从而强调正念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中注意力方式，至少应具备两个鲜明特性：第一、自我调整注意力、专注于此刻当下；第二、采取一种好奇、开放与接纳特征的态度。前者强调正念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能力，只有在个体有意将注意集中在当下体验时才会出现，后者说明正念因个人特征不同而具有倾向性，这二者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尽管这个推测性的定义是专为现代研究应用而设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毕晓普及其同事对正念的定义而设计的正念心理测量表，并没有支持其定义中第一要素的项目（即：主动进行注意力的自我调整）。此外，其他研究者也质疑毕晓普等人的定义，一个人如何能做到在保持关注某个目标的同时，还可以积极开放地接受其它体验。

另一方面，根据布朗和莱恩的观点，正念应被描述为“对当下的一种包容性专注与觉知”，他们用于研究正念特性的量表（即：正念觉知与专注量表，或称MAAS表），指出正念具备一维特性结构，主要特点是基于当下的专注/觉知。

夏皮罗、卡尔森、阿斯廷和弗里德曼提出一个三要素模式来阐述正念如何带来积极改变。与毕晓普等人定义的两要素相似，这一模式中也包括注意力与态度，此外他们还提出需要考虑意图，即一个人参与正念练习的动机或愿景。

贝尔等人所采用的心理测量结合了五个不同的正念自述式量表、以及对这五个表反应的因素分析，从无为、内观、觉知、描述和不评判等五个方面，揭示正念的五要素结构，并发现这几个要素大多能成功预测各种心理测量指标。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使用的正念水平量化方法也受到了批评——有研究者质疑将正念拆分成不相关的几个因素是否正确。首先，目前描述的是正念行为以及日常生活正念的总体趋向，而正念的原始定义强调的是觉知的各种特性。其次，研究发现现代的正念干预疗法（MBIs）不能区分专注与觉知这两大要素，因此引发了“MBI修行者到底在修什么”的疑问。再者，正念测量有效性研究中时常缺乏对照组，且最近调查结果显示，某些与超觉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概念上悬殊甚大的冥想练习也能提升正念水平，都令人质疑现代正念是否是独立体系。

迄今为止，正念定义仍未有共识。尽管总体上对“正念是保持对当下的观照”无异议，但现有的正念定义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别，并且仍缺乏一个关于正念结构的、明确的可操作定义。基于上述差异，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正念冥想（MMs）与正念干预疗法（MBIs）中，对正念的理解和实践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别。

2、正念冥想在所有冥想练习中的地位

虽然有少数研究者批判正念常常与冥想练习联系太过紧密，我们还是想强调，正念的历史及概念来源深深根植于佛教哲学与修习中，并与具体的冥想技巧练习相关联。冥想用于灵性修习及疗愈实践已有5000多年历史。“冥想（medit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meditari”，意为“沉思或反观”，可定义为一种过程和一种状态。只是这个词如何能够描述这么多。再者，早期报道正念一词也同样引起这种困扰，因为“正念”包含的多重意思让人很难分辨所提到的正念到底是一种过程（即开发正念技能的过程）、还是一种状态（即以正念关注当下体验的状态）。

根据《瑜伽经》，冥想是一种内观，一种处于对某物几乎不关注与完全投入之间的中间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巴利文和梵文“bhavana”通常也可译为冥想，但内涵其实略有不同。如果抠一下字眼，译为“培养”更贴切，而非沉思和反观。而且与其相对应的藏文sgom（发音为“gom”），并未包含沉思和反观之意，而是译为“习惯于”或是“让自己熟悉”。

正念与其他冥想练习往往都被归入“沉思练习”的范畴，但这一术语尤其具有误导性，因为沉思表示主动参与具体的思考或体验，而正念，正如下文将详述的，强调不参与。考虑到术语内涵的广度，某些概念所具有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偶尔的混淆性，想要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准确体现全部意思或许是不可能的。

冥想练习的分类方式有好几种，这并不值得奇怪。其中被引用得最多的是根据冥想风格差异分成“正念型冥想”和“专注型冥想”两种，二者的差别取决于如何引导专注进程。进一步，这种分法假设其余大多数冥想技巧都介于这两者之间。正念型冥想的特点为开放、对感觉与认知不加评判地觉知，以及对于持续念头的元认知或观照；而专注型冥想则是将注意力聚焦于特定对象，比如一幅图像或一句咒语，并排除可能的干扰因素。从现有状况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常用于科学研究的冥想分类法，在众多研究中几乎没有差异。但有些研究者最近对这种分类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并指出这种分法有可能源自对冥想原始概念的误解。

最近，有研究者就冥想练习的分类提出新论点。具体而言，就是不再将专注冥想与正念冥想描述为对立，反而认为二者具有相同的背景——集中注意力，这一特性可因冥想方法不同而用在不同的方向上。因此，这种分法表明这两种冥想方法是有交集的，并非对立的两极，而且正念冥想或明或暗地也包括了一定程度的专注。

然而这并不是迄今提出的唯一理论框架，已有更多的分类方案被提出来。其中之一关注的是，有的冥想练习试图以某种方式控制或调节注意力/觉知（例如：专注冥想），而有的冥想练习则不会刻意控制操纵包括注意力在内的各种体验[例如：只管打坐（Shikantaza）禅修法]（译注：“只管打坐”是日本曹洞宗的禅修方法，出自日本道元禅师。）。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类有时是独立修习，越深入越不需用力，最后变成一种“无作”的冥想。

近期研究者关注佛教高级正念冥想的分析特性，目标是探究自我的真相；也重觉知自我参照及最终的自我超越，这主要见于藏传佛教密宗（或称金刚乘）之中。这种超越针对的是自我的刹那无常，觉察到身心持续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自我——人无我。这样就能减少自我带来的痛苦，最终达到心灵的幸福与安宁，这也是佛教的倡议。改良的正念干预疗法（MBIs）也是由此而来；然而现代MBI几乎不重视这些特性。

三、对比各种“以正念为基础的心理疗法”

1、哲学背景

如上文所述，内观和禅修（以及藏传佛教的众多冥想方法，其中包括了正念冥想3和其他方法）的练习深植于佛教哲学，并且很大程度上基于Sati（正念）的发展，在《阿毗达摩》中可见早期的描述。虽然最初的印度佛教和后来的藏传佛教对于正念的概念非常一致，但对正念的理解与实践，两者仍然存在细微差别。藏传佛教主要基于《阿毗达摩》，认为正念对所有精神活动都有责任、具有探查性功能。在实践方面，正念既可用于解决专注力练习中的失念，同时也可以用于内观练习，后者是大型修行体系——三十七道品中的一部分。

小乘佛教中，主要基于《四念处经》（正念的安住处/参考框架）、《安般守意经》（正念呼吸）、《大念处经》（广说正念的安住处/广说参考框架）和《身至念经》（正念专注于身体）等经典，正念通常被视为各阶段的连续统一体。一般说来，正念的最初阶段主要是通过不失念的专注练习，来培养持久且纯粹的注意力。更高阶段则涉及内观，用于了解时时刻刻运作的思想感受。

很多冥想的佛教经典证实了这些论述，并进一步提出正念（Sati）的正确培养需要同时发展专注与纯粹的注意，而且任何有意识的状态都离不开轻微的专注。如果这些方面都得到正确培养，就会生起智慧，即通过正确的内观练习去直接认知自我及现实的真相。此外，当正念（Sati）发展到最佳程度，就能达到宁静（tranquility），这是一种安静与满足的状态，有利于消除担忧和不安等负面情绪。

正念减压法（MBSR）属于现代正念干预疗法，是唯一明显源自佛教的练习方法。1979年，人们尝试将古老的佛教哲学和实践与现代心理学和医学实践结合起来，以此为契机孕育出了MBSR。这一方法植根于大乘和小乘佛教，其开发者卡巴金承认受到观音禅院以及其他禅师的影响，比如大乘佛教方面有菲利普·卡普勒、铃木俊隆和一行禅师，小乘佛教方面有葛印卡的学生罗伯特·霍弗、内观禅修社的导师约瑟夫·戈尔茨坦和杰克·康菲尔德。再者，卡巴金也表示MBSR可定义为“带有禅宗精神的内观练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MBSR源于佛教，但仍带有世俗性。正如卡巴金解释说，任何参与MBSR的人都没有必要改变宗教信仰。而且，MBSR的导师上课时偶尔读诵一点佛经，也只是为了激励学生，而不是为了宣扬教义或信条。

正念认知疗法（MBCT）是西格尔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为预防重度忧郁症患者的病情反复发作而开发的疗法。和正念减压法（MBSR）类似，MBCT也同样是一种世俗化的临床正念干预疗法，不要求参与者接纳特别的信仰，尽管其哲学背景受到卡巴金及马萨诸塞大学其他正念减压法导师的影响。MBCT理念的另一来源是认知行为疗法，这种心理疗法基于一种假设，即我们认知事物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其的感受、也因此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与佛教相似，这种疗法也强调由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完善组成的自我责任感。

辩证行为疗法（DBT）最初是为边缘性人格障碍（BDP）患者提供的干预疗法，主要受行为学、辩证哲学和禅宗的影响，其方法被描述为包容性地接纳和改变，旨在帮助患者构建有价值的人生。DBT干预疗法很依赖莱恩汉所阐述的生物社会理论（Biosocial theory），认为患者的情绪行为异常源于无效养育环境和脆弱的生物基因。边缘性人格障碍（BDP）患者的主要矛盾在于接纳与改变的关系。根据DBT模式，找到矛盾观点的平衡就可以解决。依据辩证的中道观（其实这也是禅宗和正念的固有特征），鼓励非强化性处理可唤起情绪的刺激因素，同时阻止面对紧张时无效的逃避、回避反应。

最后，承诺与接纳疗法（ACT）基于关系框架理论（RFT），这一理论源于功能性语境主义。尽管ACT并没有用正念或冥想这类词汇描述其治疗方法，但它通常也被归入正念干预疗法的范畴，因为一提到它的几种治疗策略，人们通常就会说：“与正念疗法一致”。根据关系框架理论（RFT），人类语言和认知的核心是“学习和情景控制，关联事物，通过事物关系改变其功能”。认为“认知（及语言记录的情绪、记忆或身体感受）”与我们的生活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我们心理不灵活。关系框架理论（RFT）认为通过语言调节事物关系能够改变和制约行为。

如上所述，正念冥想（MMs）与正念干预疗法（MBIs）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和哲学背景。尽管内观与禅修深深植根传统佛学，但现代正念干预疗法（MBI）却相关很少，正念减压疗法（MBSR）和正念认知疗法（MBCT）（更以内观为导向），以及辩证行为疗法（DBT）（更以禅修为导向），承诺与接纳疗法（ACT）（无导向）。此外，虽然都来源于佛教哲学，MBSR也并不比其他干预疗法多包含什么特别的佛教因素，但其他干预疗法却扎根于心理学，包括认知行为类疗法（CBT；影响MBCT）、行为科学类（影响DBT）和语境主义类（影响ACT），由此可以看出各种基于正念的疗法都有改变。

2、主要方法

回顾哲学背景的差异，不难发现各类正念冥想（MM）和正念干预疗法（MBIs）在“正确”的正念练习应具备什么特点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MM和MBIs之间，即使同一传承内也有类似的情形。鉴于此处不可能完整详述每种练习方法，故本部分将只阐述主要特点。

小乘佛教精确地描述了正念的练习方法，观照呼吸的出息与入息，同时观察呼吸出入时身体的感受。但是要注意到，这种练习并不只包括内观，通常在修习奢摩他（更近似于专注冥想）（译注：奢摩他，即所谓止观中的止，主要指制心一处、专注一缘的修行。）之前或同时也要进行；在修奢摩他时，全部注意力都将持续集中到一个目标物上，其他感受到的事物都要排除。

这种练习主要涉及持续地以纯粹的注意力来观照呼吸，顺便觉察气息进出时身体的感受。当有感受、念头和感觉生起，可以用内观去识别它们，然后再回到观照呼吸。纯粹注意力达到什么程度才比较合适取决于修行指征，比如能否持续以纯粹注意力观照一段时间，并感受目标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去产生一系列由此事物触发的联想。

但需注意到，现代临床试验所研究的通常是短期内观冥想的作用，如葛印卡所传授的内观冥想；而且明确以内观为导向、常常“省略”奢摩他（即集中注意力）练习，这与很多高度重视奢摩他修行的东方传承相反。但禅修不存在此方面的问题，尽管传承存有差异，但初学者一开始练习的初级禅修常常就是数息法（Susoku），这种方法与专注冥想更为相近，修行者通过数呼吸来集中注意力。随着修习的深入，修行者不再数息，只是对当下觉受保持单纯的觉知——这种练习意在开发纯粹的专注，故称为只管打坐（Shikantaza），被认为是禅修的最高形式。另一种禅修方法，尤其多见于临济宗，是专注于参公案；公案可以说是用逻辑无法解开的谜，参公案据说能引导修行者洞察真相。无论如何，上述修习的主要目标就是持续保持对当下的觉知，让心住于一种特定境界，以生起实证体悟（开悟）。

至于正念减压疗法与正念认知疗法，两者都是基于三种不同技巧的简短冥想课程：观照身体、静坐和哈他瑜伽（Hatha Yoga）。所谓观照身体是逐渐从脚到头观照整个身体，此过程中不特别去关注身体各区域的任何一个感受或感觉，间断性穿插观呼吸和放松。静坐时，修行者不仅要观照呼吸或腹部的起伏、及其他知觉，还要对大脑中不断出现的想法和杂念保持不评判地觉知。哈他瑜伽包括呼吸练习、简单伸展、加强和放松肌肉骨骼系统的姿势。这些课程通常包括八个部分、每部分约2小时，还有至少45分钟的课后练习，每周练习6天，当然有时课程也会加长或缩短。

尽管有上述相似之处，仍需明确认识正念认知疗法（MBCT）和正念减压疗法（MBSR）之间的差异。首先，MBCT包括了源自认知行为疗法（CBT，比如指导如何应对抑郁症的复发威胁）的特殊技巧与练习。第二，MBCT是专门针对重度抑郁症的治疗而设计的，因此能够提供相关资料（例如其特点和发作征兆）。它还引进了“三分钟呼吸空间”；这一方法被视为能够将正式练习融入日常生活——最初每天固定安排几次练习，学会以后，任何时候感到有负面情绪时都可以运用。

一方面，MBSR与MBCT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内观冥想和禅修冥想也一样存在差异。但后两者清楚地区分了专注（即，强调集中注意力，比如专注于空气进出鼻孔的感受）与觉知（即，同时还能包容性体验其他感受的生起，例如身体其他部位的感受），而MBSR与MBCT却没有如此清楚的区别。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一种名为“无选择地觉知（choiceless awareness）”的MBSR与某些高级的小乘佛教和禅修方法明显相似，这种方法的修习者只坐在那里觉察觉知本身，此外不需要去专注什么特定的目标。不过，这种练习在MBSR中并非为必选课程，也不包括在新近的其他正念干预疗法中。

还应注意到的是，在所有上述练习中，“正念”一词至少可能会由于两个原因而被误解。第一个原因涉及概念方面，如前所述，正念冥想与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MBSR/MBCT）都有共同的特点——开发一定程度的专注力，诸如观照呼吸和观察身体等修习即可被视为集中注意力的练习方法。第二个原因是，尽管MBSR和MBCT都明确地强调专注于控制注意，但在教导修习者时，对此控制注意力的“态度”是不评判、不强求和无为这三者中的任何一者。因此，从理论和实修上来说都有个疑问，即这两种在方法和重点上都有明显区别的方法如何能够调和。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练习越深入，就越不需要去努力控制注意力，最终达到“无作无为”，其特点是不评判和不强求的能力更为强大。就这一点而言，可能更应该讨论的是精神稳定性、而不是专注力，因为此时不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任何目标上。

与上述干预方法相反，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承诺与接纳疗法（ACT）并不涉及正式的冥想训练。DBT鼓励患者如实地接纳自己，包括自己的过去及现在所处的状态，同时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环境，构建更好的生活。这一疗法包括多种认知和行为治疗程序，大多是专门为改变想法、情绪或行为而设计。同时这一疗法也教授正念技能（包括正念“念什么”的技术，比如观察、描述和参与；以及正念“如何做”的技术，例如不评判、专心和效能），使患者能够达到接纳与改变的平衡点。其中包括行为技能训练、暴露策略、心理教育、课后作业、认知修正等。这一疗法要求患者在每周一次的正念技能小组学习一年，课程还包括人际效能、情绪管理和痛苦承受技能。

而承诺与接纳疗法（ACT）鼓励患者学会一种观察自我的能力，也就是用置身事外的方式注视躯体感受、念头和情绪；例如，教人们这样观察：“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是坏人”，而不是直接想：“我是坏人”。这个疗法还会鼓励患者去感受内心生起的念头和情绪，包括那些不喜欢的——诸如焦虑、痛苦和内疚等，而且只是感受，不要去判断、评估，或尝试去改变或逃避。为达此目标而专门设计了多种正念训练：（a）活在当下，即以一种不评判的态度接触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b）学会“把自己当作一个观察的位点，这为使用常态言语思维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超然的精神层面”；（c）在各领域选择人生方向；（d）源自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其他策略，比如暴露、技能习得和目标设定。

除了没有正式的冥想训练，还应注意到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承诺与接纳疗法（ACT）更倾向于修正认知和行为（尽管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而不像正念减压疗法（MBSR），尤其是内观和禅修，去直接觉知纯粹的感受。换言之，更关注感受的内容，而不是感受的过程。

正如我们所见，“基于正念的”疗法包含了多种练习方法。所有上述方法共同的背景就是清晰地专注于当下的觉知。不过要指出，尽管这四个方法都是基于冥想，但其中两个只是教导了正念技能、并没有明确地以正式的冥想练习为核心。还有，内观和禅修主要导向对直接觉受的觉知（例如感受、声音）；而辩证行为疗法和承认与接纳疗法显然更倾向关注认知的修正，相应的也会改变患者对内在和外在刺激的感受方式；至于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尤其是后者，则介于前两类“极端”方法之间。

基于此，应该指出：不同的正念冥想方法和正念干预疗法中，实践正念的方式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3、目标

传统的正念冥想，例如内观和禅修，其主要目标是洞察自我及世界的真相，以解脱因误解真相而遭受的痛苦。为达此目标，修行者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包括培养对特定目标的持续专注力、观察自己的情绪和念头而不被随转、观察适应性和不适应性想法的生灭及因果。相应地，这种觉知会令适应性念头和情绪增加、而不适应性的则减少。再者，这些干预疗法还包含道德培养：第一、“监督”自己利益他人；第二、通过练习耐心、不伤害、慈爱和同情心“保护”他人（译注：此处“监督”和“保护”在原文里是同一个词“guarding”，故原文特别以引号标出）。

次要目标（与主要目标在本质上紧密相关）包括避免潜在的倾向和习惯，而消除后者正是“道”的主要目标，籍此可以获得快乐和幸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修习内观和禅修的西方人其实是为了别的目标，即主要是为了身体健康。但也要指出，有些禅师认为可以以健康为契机吸引有潜力的学生来修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认识到原来所执著的其实只是些不重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更多的现代正念干预疗法明确以临床为导向，其主要目标就是令患者从不利身心的症状中解脱出来，比如慢性疼痛或抑郁症。

正如一些作者指出的，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等干预疗法事实上并不关心抑郁或慢性疼痛的本质，它们关注的是如何从这些负面症状中解脱出来。这些疗法的目标是解决那些积压在病症之上的额外精神负担，例如各种负面的想法/情绪，其手段是养成一种强有力的处理症状的能力、和/或改变与症状的关系的能力，例如令患者认识到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些症状或想法。还有，现代正念冥想的指导教师并不强调出离（“出离”法义有其用途，比如佛教法师以此教导弟子对治性欲），而是倾向于把冥想练习视为接纳和欣赏一个人的“活力”的方式。

同样，辩证行为疗法（DBT）和承诺与接纳疗法的主要目标也在于帮助患者控制其症状。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DBT最根本的目标是帮助患者减少紧迫的危险或致命行为，比如自杀。当达到基本目标后，就会进一步关注其他方面，包括：从平息绝望转换到情绪体验，处理不复杂的精神紊乱、职业问题和婚姻问题，并帮助患者建立一种以自由和快乐为标志的理想机能状态（例如：通过减少空虚感、增加圆满感的体验来做到）。但须承认，大多数针对边缘性人格障碍（BPD）患者的DBT临床试验研究目前仅处于初期治疗阶段。

最后，承诺与接纳疗法（ACT）的根本目标是培养患者对负面想法和感受的接纳，激发能够改善生活境遇的行为。根据海斯和弗尔德曼的研究，ACT的主要目标就是制止习惯性逃避行为——即不愿去体验那些认为是负面的感受、身体感觉和念头，然后用接纳事物本来面目的方式来代替逃避行为。

可以看出，所有上述干预疗法的目标，似乎都是想减少与各种痛苦有关的负面情绪体验。但是，不同干预疗法的侧重点一直存在差别。根据传统佛教正念冥想所言，身体健康只是正确禅修的次要收益，但这种收益却是现代正念干预疗法的主要目标，甚至可能是唯一目标。而且，尽管传统正念冥想的目标也是将人们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但其针对的目标是一种据称共通于所有人类的痛苦，而现代正念干预疗法则通常是用于减少某种潜在疾病（比如重度抑郁）的临床症状。不过，也应该注意到，现在很多传统正念冥想课程的目标同样明确是为了获得身体健康，虽然后续练习中会提出更深层的目标。

4、临床研究

最近十年，研究正念冥想和正念干预疗法解决各种医学及心理状况的效用的论文骤然增多。限于篇幅，本文对这方面的论文无法一一回顾。因此，本部分只会涉及一些相关的综合性综述，并从这些综述中引用进一步的细节内容。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最近发展的正念干预疗法上，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干预疗法已经标准化、可操作化，所以方便实证研究和进行各类研究间的比较。

另一方面，关于内观和禅修的研究只有少数受控的临床试验。详细来讲，有证据显示内观冥想可有效减少服刑人员酗酒和药物滥用的情况，也能够提升健康人群发展更成熟的应对策略；而禅修则可以有效缓解痛感、降低血压及精神压力，也有益于正在培训中的治疗师和音乐家。

另外，有一致性的证据显示正念减压疗法对很多身心疾病有潜在益处，包括癌症、慢性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纤维肌痛、牛皮癣、多发性硬化和艾滋病。还有一些没有对照组的研究表明，该疗法也可能为广泛性焦虑症和恐慌症患者带来益处，但现在还不到最终下确定性结论的时候。

此外，正念认知疗法对预防重度抑郁症复发、抑郁症后遗症，以及典型抑郁症患者都有效。该疗法还可以应用于其他疾病，包括：社交恐惧症、广泛性焦虑症、恐慌症，以及降低双相障碍患者间歇发作的焦虑水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关正念冥想和基于冥想的正念干预疗法的实证研究因一些方法上的缺陷而受到批评，比如缺乏对照组、缺乏随机性或随机性的细节、样本规模小，还有一个，就是常常使用候补人员作为比较对象，这会导致无法区分正念冥想干预疗法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作用（比如，是期望受益的心理在起作用，而不是干预疗法在起作用）。近期研究的其他局限还包括：常常缺乏后期随访措施、常常依靠参与者自我报告作为研究手段、以及不同干预方法的总时长、课后练习、正课练习，及操作未规范化的干预措施等方面常常存在差异。

然而，将辨证行为疗法与精心设计的、控制了各种非特异性治疗因素（例如治疗的可获得性和个体心理治疗时长）以及治疗师因素（例如正规培训和临床经验）的干预方法进行了相对大量的随机对照组实验之后，获得了一致性结果，证实上述干预疗法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和其他疾患（如酗酒或其他冲动行为）都有功效。

最后，相对大量的研究表明，承诺和接纳疗法对一些疾病有潜在疗效，包括焦虑症、慢性疼痛、药物滥用、拔毛发癖、慢性皮疹、癫痫、糖尿病自我管理及精神病。不过要注意，很多研究缺乏重复性研究的证实，也同样存在上述冥想研究在方法学上的局限，包括：缺乏对照组、对照组不足、缺乏随机性等，表明这方面研究的试验设计有必要进行优化。

总之，有一致性证据表明正念冥想和正念干预疗法具有潜在益处。但由于大多数此类研究的质量问题，所以通常很难区分这些练习方法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效果，同时也不清楚哪种程度的正念才是发挥作用的主要“有效成分”。再者，因为数据不足、缺乏直接对比研究，因此即便有可能但也很难了解，针对某一特定疾病运用专门的干预疗法（例如正念认知疗法用于重度抑郁）进行治疗时，要产生什么程度的效果才能与其他干预疗法或其他疾病的疗效（例如内观用于重度抑郁、或正念认知疗法用于酗酒）进行共通性的比较。

5、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发现

该领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从一开始便说明，修习正念冥想和基于冥想的正念干预疗法后，所产生的大脑活动、动力学、甚至结构方面的变化，可能与相应观察到的心理变化互相一致。回顾迄今为止的临床研究，一个显著的差别是，神经影像研究的现有数据大多数来自对传统佛教冥想方法的研究，只有少数研究围绕最近开发的正念干预疗法。

这种偏好，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此类研究想探索的是认知（或情感）能力的终极阶段，就此而言，目前只有各传承中经验丰富的禅修者才算合格的参与者。

严格审视这类研究暴露出一些方法学的缺陷。这方面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将不同程度的禅修者与没有禅修经验的对照组相比较。但因为这类研究属于横向研究（译注：横向研究也叫横断研究，是对相匹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同一时间内、就有关变量进行分析比较的研究），所以无法确定观察到的差异是否确实来自冥想练习。解读这些差异还受到更多限制，即冥想组和对照组通常不够匹配，这方面既有年龄等基本属性的不匹配，也有社会文化背景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匹配。此外，所研究的冥想类型差别很大，因此即便有可能、但也很难将不同研究的结果联系起来。尽管存在上述方法学上的缺陷，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现在已经开始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令后续研究开始采用更严谨的方法。

以下部分，我们将简要总结与本文讨论过的不同正念疗法明显相关的研究。就我们所知，有关辩证行为疗法及承认和接纳疗法的神经影像研究还没有进行，所以回顾仅限于其他疗法。

有证据表明，正念冥想可能会引起大脑活动特殊的、功能性的——即“状态依赖性”的变化。正在进行内观冥想时，可以观察到两个脑半球的喙前扣带皮层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增多，表明冥想时大脑中注意力控制方面的进程增加。与此一致的是，有一项研究比较了正念冥想者和非冥想者，结果显示冥想者有较为高级的执行控制能力，而且习惯性反应也减少了，这些变化与自我报告的正念水平呈正相关。

一项电生理学方面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对比内观冥想和情绪放松思绪散乱的情形下，大脑对令人分心的听觉刺激的反应，结果发现事件相关电位的P3a成分减少，表明自动反应和评估过程减少。

基于另一项对内观冥想者的调查，斯拉赫特、卢茨、格雷舍尔、尼乌文赫伊斯和戴维森得出结论认为，冥想者在处理刺激时占用的认知资源可能较少，因此使得认知体系在限定时间内更有能力来处理更多信息。他们采用注意瞬脱范式来检测，参与者需要在一连串迅速变化的刺激中觉察到两个目标，并测量出成功找出第二个目标后θ振荡（4-8Hz）时长变化。结果观察到冥想组在不同试验中时长的差异性降低，表示冥想可以使大脑在处理外界刺激时更稳定、需要的资源更少。

与这些结果一致的是，研究者发现长期禅修者大脑的默认网络（即所谓大脑在正常静息状态时运作的神经网络）区域中，与概念处理相关的神经反应时间缩短，说明冥想训练可以促进对自发心理状态的自动调节能力。

卡恩及其同事报道说，对比内观冥想组与对照组（即思绪散乱者），发现内观时顶枕脑区的伽玛频率范围（35-45Hz）振荡增加，他们将这一脑部特征解读为感官觉知能力的提升。

在一项进一步的研究中，试验组的参与者进行了八周正念减压疗法（MBSR）训练，而对照组则有两个任务，即：把注意力要么集中到与自己有关的往事上，要么像正念冥想一样引导去体验当下。结果发现，与注意自己的对照组相比，MBSR参与者的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即时活动减少更加明显，表示MBSR的一个关键要素可能是将跨越时间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分离。再者，MBSR参与者大脑中偏于右半球的神经网络活动较多，这一网络包括右侧前额叶皮质和一些控制内脏躯体的脑区。

一项后续研究证明了这一网络对于正念练习的作用。在悲伤诱导试验中，相较于对照组，MBSR参与者对该神经网络的调动更活跃，尽管两组在自述悲伤时并没有区别。研究者们推测MBSR可能会提高情感和感觉神经网络的平衡能力，进而减少焦虑反应带来的伤害。

总之，这两项研究表明，脑功能区域的变化与第一、第三人称视角相互转换有关，也与审视事物时的超然状态有关，这种状态的特性是情绪反应比较少。最有趣的是，长期内观和禅修可能带来脑部结构变化。具体来讲，有证据表明禅修可能会通过抑制年龄增长造成的灰质容量减少和注意力减退，从而防止跟年龄有关的认知减退。此外，内观能够增长与内感受和注意力相关的脑区容量，例如前额皮质、壳核、右前岛脑、及右侧海马（与注意力有关的脑区）；同样也能增加和内脏觉知相关的脑区容量，这应该是与内观冥想的专门训练有关，即身体感受觉知练习。重要的是，这些改变的程度似乎与训练量有关。此外，前扣带回、海马旁回和前岛的皮层增厚与禅修者痛感的降低有关。第一个对大脑结构变化的纵向研究调查显示，右基底外侧杏仁核灰质密度的降低程度，与参与者报告的压力水平成正比，说明脑部结构的适应性改变也可以体现在可能导致功能异常的灰质密度改变上。

尽管缺乏缜密对比研究下的广泛调研，但是很多证据显示，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都能影响健康人和自杀倾向患者的前额叶阿尔法不对称。还有研究发现，这些冥想练习会引起大脑阿尔法震荡活动出现一种构型，这种构型的指征是左脑活动增多，早期研究发现这种构型与积极的情绪和性格有关。研究之一也证实了正念减压疗法对免疫系统反应可能会有积极作用。

6、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疗法的疗愈机制

有些研究尝试弄清正念冥想（MM）与正念干预疗法（MBI）潜在的心理机制。然而，与神经影像研究相反，几乎完全没有考察内观和禅修基本机制的研究。相反，有很多有关现代MBI的心理机制研究。由于绝大多数研究结果是关于MBI的，所以将首先予以讨论。

为测量正念特征及其所包含维度等，研究者研发了几个自述式调查问卷。其中运用最广泛的问卷就是五因素正念问卷（FFMQ）。该问卷主要结合了辩证行为疗法手册里的概念化表述，并汇集了已经发表的几个问卷的内容，这些问卷是为研究非冥想者和不同经验水平冥想者的正念程度而设计的。籍此得出的五因素结构已经过多层次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至少四项因素（除了“观察”这一项）是整体正念结构的组成因素。而且，正念的结构要点会随冥想体验的多寡而不同。再者，正念三项因素（行持时保持觉知、不评判、不反应）的变化明显能够预测到正念对心理的改善效应。制作问卷的同一团队近期进行了一项调查，将长期正念冥想者（其所修佛教禅修类型不定）与非冥想者比较，进一步扩展了之前的研究结果，确认五因素正念问卷中的三个因素（观察、不评判和不反应）尤其有助于了解长期修习正念冥想带来的改变，也有助于将这几个因素与症状减少和心理功能提升关联起来。

尽管如上文所述，不同干预疗法之间存在一些差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问卷中对正念的描述主要是建立在辩证行为疗法（DBT）之上的，但也用来测试练习其他冥想方法（比如MBSR）的冥想者。此外，对该问卷（及类似问卷）还有一些批评，包括指明一个事实，就是这个问卷只测量了正念的少许特征（即日常生活中保持正念的一般趋势），而没有测量正念各种“状态”的水平，例如，当以开放、不评判的方式刻意培养对体验的专注时、以及主要采用正念行为而非正念本身之时。

还有研究者对正念认知疗法（MBCT）所致变化的中介因素进行了调研，试图在现今认知理论和模型的背境下探索造成这些改变的潜在机制。

克兰和其同事调查了MBCT对于自我矛盾（self-discrepancy）的作用。根据认知模式，自我矛盾是造成持续抑郁的关键心理过程之一；这一概念所依据的理论是：重度抑郁患者常常认为自己不能达到自己或别人的目标或期望值。在MBCT组和常规治疗（TAU）组中，患者的自我矛盾水平相当，抑郁水平的基准线设置在理想与现实自我的重大矛盾点上。疗程结束时，MBCT组与TAU组之间出现了明确而悬殊的差异，MBCT组比TAU组的自我矛盾程度更低、更能采用更具适应性的自我引导。

其他研究者用认知和情感正念量表（CAMS）测试发现，正念水平在治疗中大幅增长，同时伴随逃避和反刍性沉思减少。进一步发现，正念水平变化越大，抑郁情绪减少越明显、参与者用反刍性沉思及逃避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的程度也就越低。值得重视的是，该研究结果与许多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这些研究都观察到经过正念减压疗法训练后，反刍性沉思减少了。

关于辩证行为疗法（DBT），研究者已提出一些导致改变的机制。其中一些，比如认知重组、暴露和反应预防等，已被认为是与其他行为疗法共通的机制，而其他的，比如辩证焦点、证实策略、正念技能、痛苦承受技能和承诺策略等，则被认为完全是DBT所特有的。但是目前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来支持这些观点，因此需要深入研究DBT试验效应的中介因素。

相似的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了承诺与接纳疗法（ACT）所致改变的几个中介因素，但目前探究ACT潜在心理学机制的临床试验还很少。有些研究显示ACT能减少习性逃避，这归功于情绪接纳性和认知解离水平的提高，即能够承认念头只是念头、不一定是现实的精确显示。最近一些实证研究为此理论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为阐明正念冥想（MM）和正念干预疗法（MBI）的共通致变中介因素，钱伯斯和其同事指出：这些干预疗法“通过觉照与无反应技能的系统再训练，使练习者的认知与现实体验分离，允许他们更清醒地选择他们将要认同的想法、情绪和感受，而不是按照习惯去回应”。然而，应注意到不同正念疗法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尤其传统MM和现代MBI之间更是如此。

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指出，现代MBI实际已经从传统MM中分化出去了。首先，现代MBI的特色是强调接纳与认知解离，这并不属于传统MM；练习后者产生的心理变化来自于适应与不适应体验起伏时的直接觉察，而这一能力的提升会让修行者增加日常生活中的适应体验、减少不适应体验，正如拉普盖和贝斯特利斯基在研究论文中所引用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拉普盖和贝斯特利斯基最近所强调，现代干预疗法，譬如正念认知疗法和承认与接纳疗法，运用了很多认知疗法导向训练，包括比如承认“念头只是念头”等，这代表其流程与传统MM略有不同，后者的特点主要是处理各种认知而非直接的知觉过程。

而且，已有研究指出MBI与传统MM不同在于，正念干预否定“正念具有修行者需努力实现的目标”的观点，因此不评判的觉知当下被视为练习的核心；而根据经典，只有察觉到生起的适应及不适应的念头、感觉和行为，改变才会发生。与此相关的问题明显缺乏实证研究，这也大概反映出卡巴金和其他现代MBI研究人员当前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正念描述上面。

总之，调查MM和MBI效应的心理中介因素的实证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在探究以正念为基础的疗法的心理机制方面，已经有好些研究正在进行。但基于现今的研究，还不能明确断言某一机制对所研究的冥想练习是不是唯一的。未来的研究只有比较不同MM和MBI方法所导致的潜在心理变化，才能更好地探究这些干预方法之间存在的异同点。

四、讨论

本文中，我们比较了最常见的以正念为基础的疗法，包括传统正念冥想（MM）和现代正念干预疗法（MBI），涉及其哲学背景、主要方法、目标、结果、神经生物学及心理学机制，并回顾了这些干预疗法存在的主要异同点。

通过回顾关于MM和MBI的现有文献，出现了一些疑问。首先，不同干预疗法有不同的理论背景。总的来说，尽管内观和禅修深深植根于佛教哲学，但可以看到现代MBI普遍倾向于将佛教元素融入现代心理学理论。因为缺乏实证研究，所以尚不明确这样的变革对不同干预疗法练习者的态度会产生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疑问很重要，因为一些冥想导师明确指出哪种态度更适合冥想练习，而且现已发现冥想练习的结果或许取决于修习者的意图。

不同干预疗法以不同方式练习“正念”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比如，内观和禅修不同于正念减压疗法和正念认知疗法，因为前者常常明确建议提前或同时练习一些专注冥想。有一致证据显示，不同冥想形式会用到不同的大脑区域，专注冥想对禅修初学者比较容易，有助于日后监控能力的培养，而监控能力也是练习MM所需要的主要能力。所以人们会提出疑问，如果在现代基于冥想的MBI中增加简短的专注冥想，是否会有利于修行者的练习？或是否可以通过直接练习MM而不再进行专注训练？因此，似乎提出下面的问题也是顺理成章，即：这些干预疗法的益处是不是来自参与者获得了更大专注控制力、和/或因为他们不再习惯性地控制或操纵自己的各种内在体验（包括专注力）？再者，“传统的”MM尤其强调培养内观，以便更好地获取每个体验的丰富内涵，比如现象的强度、情绪状态和主动认知图式等，而对这些特点，现代MBI只能认知其中一部分。

研究人员，尤其是抑郁和焦虑研究领域的，对于现代MBI是否适合作为独立手段解决精神病理学提出担忧。根据这些学者所述，单靠正念不太可能改变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机制，也不宜对其疗效下断言，因为有些研究者，比如贝尔等，就指出正念对精神病理学的功效还有些不太成熟或不太有把握，因为现代MBI不着重于改变不适应的想法、感觉和行为。主要揭示MM和基于冥想MBI非特异效应的临床研究在这个方向上引发了更多关注。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揭示这些冥想练习特异效应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是不是因为现今冥想研究的设计大多质量低下，或对正念的原意有误解；与后者一致的是，有些学者最近建议，如果能对正念进行调整，处理好具体的相关临床问题，正念将会是合适的临床治疗手段。

而且，应指明尽管大多数正念疗法明确以冥想为基础，但是一些MBI并不一定涉及冥想训练，并认为冥想并不一定是培养正念的唯一方法。例如海斯和申克提出极端的建议认为，有必要放下对冥想的“不必要”依赖，并尝试描绘出在相关心理过程层面达到正念的途径。这一表述与传统获得正念的方法完全相悖，传统方法认为心理稳定、清晰是达到充分正念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稳定清晰的心理，就不可能完全识别心中不断涌现的念头。但是，通过上述简短描述不同MM和MBI所采用的不同方法，似乎可以明了各种以正念为基础的疗法的具体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各种干预疗法的觉知与认知本质、还有考虑（或不考虑）注意力和觉知，以及包含或排除“内观的”觉知，这些都是各种干预疗法的关键特征。

至于不同MM和MBI所用的目标，可以注意到传统MM和现代MBI存在很大差异。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具体正念疗法的目标似乎因个人视角的不同而变化，而非因为方法上的不同。其次，二者的临床应用、神经生物学相关性和心理学机制都不同。但迄今仍不清楚这些差异是否反映了这些干预疗法的真实差异，抑或只是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于任一既定练习方法具体用途的研究兴趣点不同。例如，迄今还没有研究尝试调查禅修对重度抑郁的潜在疗效，或内观能否改变自我矛盾的程度。

根据对研究结果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MM和MBI之间存在不少具体差别，至少在考量和实践正念的方式上面。这可能会导致两种主要情形：

第一、可能会更重视传统MM的原始特点，相应也可能会将其运用到现代MBI中。有些学者明确指出现代MBI对正念概念存在误解，这也是为何一致性的研究证据比较缺乏的原因。这种情形下可能会催生更严谨、更明确的正念定义，使其更贴近佛教（大多数MBI的源头）的原意。

第二、有没有可能不同MM和MBI确实是同一正念框架基础上不同版本，而且每个方法都能产生不同效应，和/或具备不同神经生物学相关性及潜在心理机制。依此情形，需要通过直接对比来做进一步研究，以便更好地探索现今不同领域MM与MBI的异同之处。再者，第二种情形也会促进对各种疗法的巨大差异性进行探索，这些疗法现今已成为大量心理及医学问题的补充疗法；因此也能更好地对这些干预疗法进行辨别和分类。

总之，科研证据一致显示本文所回顾的干预疗法，在如何理解及实践正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尽管乍看上去似乎很多研究都集中在了解正念练习的作用及其潜在的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过程上，但贴近去检视正念冥想（MMs）和正念干预疗法（MBIs）的哲学背景、目标及实践后，才揭示出其具备丰富的多样性，因此也令人怀疑光用“正念”这一术语能否涵盖如此多样化的内容。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数据的缺乏，也不允许得出不同方法在临床效果、神经生物学相关性及潜在的心理学机制上存在什么程度差异的最终结论，这表明这方面仍需要深入研究。但是，未来研究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向，这取决于是否将现代MBI视为传统MM之外的另一体系，或者，是否要更清晰地阐明不同MM和MBI方法之间存在的具体异同点。